楚国（周朝时期诸侯国）

近年来，楚国人的起源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楚帛书中“祝融”一名的发现，为探讨这个问题提出了重要线索。解放前从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晚期木椁墓出土了一份楚帛书，这件帛书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九七三年，在澳大利亚籍旅美学者巴纳的《楚帛书研究》一书中，有用新技术拍摄的帛书照片，“祝融”就是这样被发现出来的。^[1] 

关于楚人的祖先，楚国社会公认的是祝融。祝融是炎帝的火师，祝融集团是炎黄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2]  。在黄帝部落打败炎帝部落之后，黄帝部落派遣祝融等人进驻炎帝部落。祝融一族于帝喾时代在河南新郑一带建立祝融氏之国，故新郑又称“祝融之墟”，“祝融之墟”为楚国先民的最早起源地。

楚先民后来在商王朝军队驱逐中被迫南迁，其中的季连家族则建立了楚国（祝融的后裔分为八姓，其中的芈姓一族建立了楚国）。刚建立的楚国是个很小的国家，仅二十多平方公里^[2]  。楚国建立后在大肆扩张^{[3]  [4]}  ，周惠王曾对楚成王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国方圆千里。^[5] 

楚人一词严格来讲，仅指楚公族。早期楚国因为文化落后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

在出土材料中，芈的原字为嬭（nai），熊的原字为酓（yan）。^{[5]  [6]}  著名考古学家唐兰在《西周青铜铭文分代史徵》中说：“华，地名，在今河南密县（今属新郑）。华邑在新郑。重黎，郐国均在新郑”。楚王之所以是芈姓熊氏很可能就是因为被封在祝融之墟附近的华阳，在上古文字中，“华”与“芈”这两个字的写法十分相像。

公元前757至公元前741年，楚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对濮地进行拓取，^[4]  据《国语·郑语》云：“楚鼢冒（楚厉王）始启濮”。到楚武王时（公元前740—公元前639年），已占领大片濮人的土地，^[3]  《史记·楚世家》中记载：“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面有之”。

楚国在楚武王以及楚文王时期开始崛起，奄有江汉，大举进攻蛮夷，史称“大启群蛮”。

鲁僖公四年（前656年），齐桓公率领诸侯进入楚国，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而导致祭祀大典无法及时进行，使得楚国承认自己的错误。

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北抗齐桓公、南败宋襄公，实为一代霸主，其北上之势直到城濮之战才为晋国所阻。

楚庄王武功彪炳，又励精图治，选拔孙叔敖施行文冶，邲之战大败晋国称霸。使楚国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征伐陆浑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问九鼎之轻重。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及群蛮百濮反叛，楚庄王“振廪同食”，打开国家储备的粮库，保证军队食用，平定叛乱。

战国早期，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初露称雄之势。楚悼王用吴起曾一度“南平百越”，而到了战国晚期，楚威王打败越王无疆后，越族开始“服朝于楚”，成为楚国的一部分。

楚宣王、楚威王时期，楚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的“宣威盛世”时期。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随即开始统一全国的进程。在攻灭韩、赵、魏后，秦军于公元前224年大举伐楚，楚军一败涂地。公元前223年，秦军攻陷寿郢，俘获楚王启，绵延800年的楚国就此灭亡。

关于国名的来源，此前有多种说法。

楚国图腾 (2张)

但是新发现的“清华简”中的《楚居》（由楚国史官所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据《楚居》中一段对楚先君鬻熊的记载：鬻熊的妻子妣厉，生子熊丽时难产，剖腹产后妣厉死去，熊丽存活。妣厉死后，巫师用荆条（原文中为“楚”）包裹其腹部埋葬。为了纪念她，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

关于为何要如此隆重地以国名来纪念一位难产剖腹而死的楚先君的妻子，罗运环表示，按照楚国君世系，妣厉的丈夫以及她用生命换来的这个儿子先后做过楚人的领袖，成为楚国的开国先君，开创楚国八百年基业。^[5] 

《楚史》59页：“楚人被中原看成蛮夷，被蛮夷看成华夏。”“楚人虽乐于以华夏自居，但在与周王室闹别扭的时侯也不惜以蛮夷自处。”

从楚人形成的过程来看，楚文化的性质也不是独立于炎黄文化系统之外的单独的体系，而是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楚文化继承了众多的周文化特征，而汉俗主要继承楚俗。汉朝的服饰、舞蹈、音乐、文学、哲学等直接继承自楚国。^[7] 

楚服 (6张)

两周时期的楚器，铭文可以代表楚国的文字风格。与中原各国的文字相比，楚文字在字形与笔划的增减上有所不同，但确实与中原各国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文字系统。到了战国时代以后，各国文字更加呈现本地化趋势，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可以从一方面了解楚文化的渊源。

文化的认同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楚器铭文反映了楚王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传承关系。风俗和礼仪同样是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楚国礼器保留有明显中原文化风格。楚贵族中后期大体上一直坚持周礼所规定的礼制，表明其对姬周文化即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楚人在丹淅流域频繁活动，在这里留下了众多遗址和文物。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1、据《世本》《古今姓氏书辩证》及《元和姓纂》等所载，黄帝子昌意生颛顼，颛顼四世孙陆终第六子名季连，赐为芈姓。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8]  穴熊的直系子孙鬻熊其子熊丽侍奉文王，早死。曾孙熊绎（第一位楚王）以王父字为氏，成熊姓。

2、《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次于乾溪.......楚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阳是黄帝孙，昆吾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为华夏族，当是有史籍为证的。

3、楚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这样记述楚人的先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即祝融）。”

伯：通假“方伯，霸”四方守之领主。

庸：融之通假，指祝融。芈楚近祖。（远祖为高阳，直系祖先是鬻熊）。

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屈原祭祀湘君和湘夫人（舜为湘君，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为湘夫人），这表明他对华夏是认同的。屈原还祭祀河伯，这说明他崇尚中原。

4、《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9] 

5、《史记·楚世家》：“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10]  这是楚国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11] 

6、《左传》：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12] 

7、《世本·帝系》：颛顼娶於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产老童。 老童生重黎及吴回。^[13] 

8、《周礼》：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为灶神。^[14] 

9、《大戴礼记·帝系篇》：“颛顼产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吴回”。^[15] 

10、《晋书》：“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16] 

11、《楚居》记载楚人的最早根据地为中原的河南新郑，后由中原迁至湖北。《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新郑），祝融之虚也。”^[17]  《汉书·地理志》说：“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虚也。^[18] 

商朝后期时，楚国人逐渐从河南新郑一带，南迁到河南淅川一带。牧野之战时，楚国并未参与商周任何一方。

周康王时，熊绎接受了周天子的封号，建立楚国。刚建立的楚国仅二十多平方公里。

周康王时的一次诸侯大会，楚国代表不受重视，与鲜卑部落的酋长一起为周王守燎。在这之后，熊绎带领国人开始了“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

周昭王时，由于害怕楚国会崛起，周王南征楚国。周昭王在回师的途中渡过汉水时被伏击身亡，结果西周“丧六师于汉”。这是楚与周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

周夷王时，各诸侯开始轻慢周天子，楚国开始了分庭抗礼的初步尝试，熊渠在江汉一带的民心和威望很高，遂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并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周厉王时，由于其本人的残暴不仁，楚国未真正崛起，是以熊渠畏周伐楚，亦去其王号。

周宣王时，在江汉间封了许多周室成员或者依附于周的势力，史称“江汉诸姬”，西周就是试图以这些亲周势力封锁江汉通往中原的门户以遏制楚国的北进对西周造成的威胁，但最终江汉诸姬尽被楚吞并。

不满自己爵小的熊通认为其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有辅佐文王推翻殷商建立周朝的功劳，只因早死而仅得到子级的爵位，遂攻打姬姓诸侯随国，目的是要周天子晋升其爵位。遭拒后，熊通率兵再次征讨随国，迫使随侯投降。熊通因此在前704年自称为王（后谥武）。被楚国占领的还有古麋国（湖北郧阳、房州一带）、卢国、罗国（湖北襄樊、荆门一带）。

熊通子楚文王定都于郢（今湖北省宜城市西南），此后为扩充领域，楚国与其他诸侯国经常发生战事。

楚成王时，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大败。晋师“三日馆谷”，向周天子献楚捷“驷介百乘、徒兵千”，楚国几十年不敢北向。《子犯和钟》即记载此事，中有“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博伐楚荆，孔休大功，楚荆丧厥师，灭厥渠”云。

公元前597年，楚围郑，迫郑降，晋派兵救郑，两军于邲会战，晋大败。此后，陈、蔡、许、郑俱从楚。公元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确立了楚庄王在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史载，透过战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国。

邲之战后，楚庄王称霸一时，但是晋国国势犹不可忽视，晋、楚双方形成南北对峙、各霸一方。前546年，宋国执政向戌倡议弭兵，奔走于晋国执政赵武和楚国令尹子木之间，使晋、楚、齐、秦、宋、鲁、郑、卫、陈、蔡、曹、许、邾、滕等十四国于宋召开弭兵大会。结果由前述十国签订盟约，规定除齐、秦等大国外，小国须既朝晋又朝楚，霸权乃由晋、楚二强平分，尊两国为共同霸主。史称‘向戌弭兵’。

公元前506年，楚昭王时，吴王阖闾（hé lǘ）派孙武、伍子胥率军攻打楚国，楚军大败，楚国几乎覆亡。这时越王勾践趁机攻打吴国，秦国也出兵帮助楚国，楚国得以保全。

及后楚惠王即位，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公元前447年，楚兼并蔡。两年后，兼并杞，楚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公元前431年，楚又兼并掉莒。

战国时代，六大强国皆曾进行政经改革，唯有楚国未曾稍加变法。公元前400年，自晋分家的韩、赵、魏三国屡次联军攻楚。当时在位的楚悼王为求富国强兵，任用吴起开始变法兴革，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由于楚悼王不幸早逝，吴起失去了坚强的靠山，被旧贵族残酷杀害。虽然变法时间不长，但变法的成果还是有所保留，比如之后的楚国封君的继承不超过三代，没有自己独立的武装，一切财政大权听命于中央等等。

至楚威王时代，楚国的领土已扩张至巴国，蜀国间，灭亡越国、兴盛一时。前306年，在经过5年的昭滑谍报与卧底工作后，楚怀王派后者率军攻灭越的残余势力，攻占原吴越统治的地区，并设立江东郡。 《史记。甘茂传》“王前尝用台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国乱而楚治也。”《楚策一．楚王问于范环》亦有记载，范环曰：“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

楚怀王在即位后，开始重用屈原等大臣，针对主要弊政进行一系列的革新，却引来楚国贵族一致性的反对。日久，难以抵挡反对声浪的楚怀王遂意兴阑珊，变法终告失败。前299年，楚怀王晚年被秦昭襄王骗去秦国，客死咸阳，欲兴兵夺回楚王的楚国军队又为秦将白起击败。楚国国势迅速衰弱。

前280年楚顷襄王时代，秦伐楚，楚军败。秦昭襄王诈以公主许配给楚顷襄王，屈原长跪城外力谏不果。前278年，秦军趁顷襄王开城迎亲，长驱直进，攻入楚都郢，屈原投河自尽。楚顷襄王迁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县)。

前263年，楚考烈王继位，任用春申君为令尹，春申君派兵助赵国解邯郸之围，又领兵灭鲁国，楚国一度复兴。但前241年，春申君组织东方国家最后一次合纵，但被秦军所败，楚考烈王怕秦国报复，再次迁都至更东面的寿春。前238年，楚考烈王死后，春申君门客李园发动政变杀害春申君，楚国国力更加一蹶不振。秦王政亲政后，知楚将项燕擅战，先遣李信为将，领二十万兵马，欲灭楚，惨败。再遣老将王翦，统秦师六十万，相持一年，前223年，大败楚军，俘虏楚国国君。到了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楚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土地，楚国彻底灭亡。

楚蛮，《史记》卷40《楚世家》：“封熊绎于楚蛮”，《楚世家》又记楚熊渠称雄江汉，封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楚国则是在楚蛮之地发展起来的，周人用“荆”字来指代楚国。《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 遇大兕。《吕氏春秋·音初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 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 又反振祭公。”《驭簋》：“驭（御）从王南征，伐楚荆。”《过伯簋》 ：“过白（伯）从王伐反荆。”《贞簋》：“贞从王伐荆。”于是荆、楚互通，荆就是楚、楚就是荆。^[19]  故楚蛮又称荆蛮，但文献中一般多见荆蛮而少见楚蛮，如《诗经》中屡有“荆”和“蛮荆”之称，《国语》、《吴世家》、《齐世家》、《汉书》、《竹书纪年》等均称荆蛮。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楚辞，是楚国文化的代表。

楚辞，也作“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

2002年在湖北枣阳市区东南约21公里吴店镇与兴隆镇交界处的一条土岗上发掘了九连墩墓葬群。2号墓中还出土了大批乐器，包括两幅保存完好的漆瑟，漆瑟上留有弦痕。另外还有钟、磬、鼓、笙、竽、瑟、琴、篪等，其中笙和竽上还保留有簧片。

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

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鬋”、“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这两幅帛画，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象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

战国楚雕刻艺术的许多极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编钟架铜人、虎形挂钩、编磐架立兽、蟠龙建鼓座等。而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鹤》那样独立的青铜雕塑作品。

楚人自古尊凤崇凤。

来到钟祥莫愁湖上的阳春白雪岛，一定会被充满楚国风韵的建筑布局所吸引，如隔水相望的白雪楼和阳春台，舜帝南巡亲手种下兰花蕙草而得名的兰台宫，威武富贵的楚王府，还有笑声阵阵的万花阵。在这些景点细节点缀之处，凤的图案或凤鸟的陈设俯拾皆是：如白雪楼和楚王府的雕栏，兰台宫楚王座位后面的屏风，阳春台抚琴弹唱的现代莫愁女华丽服饰上的图案，还有守卫楚王府的门神“羽化鸟人”脚踩凤凰腾云驾雾······

楚人尊凤最初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证可考的历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汉代《白虎通》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楚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表明，正是楚国的先民们以“人心营构之象”经历了对鸟的崇拜，由此开启了我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的渊源。从图腾崇拜在氏族制时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点来看，凤为楚人的祖先。

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国尊严的象征。楚人尊凤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绣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是以凤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凤鸟双连环”、“虎座凤架鼓”、“凤龙虎绣罗禅衣”等，楚国的凤纹彩绘可谓千姿百态、无奇不有。

楚国图腾还和楚国的诗、乐和舞蹈紧密相联。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时，随着主管音乐的击拊石罄的乐感节奏，神与人相和而歌，戴着各种图腾面具的各个部落相率跟着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谣形式；百兽率舞，是舞蹈形态――图腾舞蹈，二者合一，为载歌载舞。那图腾舞蹈，既包括龙的图腾，也包括凤的图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义的信仰崇拜。楚国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为相和歌，伴之以凤凰的图腾舞蹈，例如“百兽率舞”中的玄鸟，就意味着舞者对于凤凰的崇拜。

楚国都城为丹阳、郢、陈、寿春，其中楚国鼎盛时期的400余年，国都位于郢（今湖北荆州）。

《楚居》记载，武王从“宵”迁都到“免”后，“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这句话的大意为，“免”人口发展很快，城区不能容纳，武王就在“免”附近的的“疆浧”填湖来扩展城区居住地。“疆浧”原来有水，所以字从水作“浧”；填湖后成为陆地，就从“阝”，写作“郢”，故为楚国核心都城。

1、丹阳：楚国最早是在周成王时期，被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阳（今河南南阳淅川一带），从此立为国家。

2、郢都：楚文王（一说楚武王）自丹阳迁于此，在湖北省荆州西北。

3、鄀都：公元前506年，因为和吴国的战争，楚昭王自郢迁于此，在今湖北省宜城东南，何时迁回郢不知。

4、鄢都：楚惠王曾居于此，在今湖北省宜城，何时迁回郢不知。

5、陈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破楚拔郢，楚顷襄王二十年自郢迁于此，在今河南淮阳。

6、巨阳：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北。

7、寿春（亦称郢）：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迁于此，在今安徽省寿县^[20]  。

故楚七都：丹阳（从初期至武王）、郢都（文王至昭王）、鄀都（昭王）、鄢都（惠王)、江陵（昭王至顷襄王）、陈（顷襄王）、寿春（考烈王至负刍）。

楚军的兵种，按其隶属关系和军事职能的不同，有两种分法。

按隶属关系，可分作正军、王卒、私卒、县师。

正军是为国家的军事力量。楚武王时，已有“三军”之说，应是正式有“三军”建制了。三军是春秋时期以车兵为主的国家常备军。三军以中军为主要战斗力量，其次为左军、右军。楚王为三军最高指挥，出征时各军则分别由高级官吏令尹、司马、左尹、右尹等率领，楚王有时亲自率领三军或其中一军出征。到战国中期楚国已是一个“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大国了。

王卒是楚王出征时的随身卫队，其精华是左、右“二广”，每广有战车十五乘。王卒是楚军的精锐部队，经常编入中军参加战斗。乘广由王族子弟组成。楚之中军亦以王族子弟为其兵员，装备优良，为楚师之精锐所在。

私卒是为太子和贵族服务的武装力量。私卒是楚国贵族的宗族亲军。主要为车兵。春秋时期，楚国王族子弟和大贵族在自己所封的食邑上各自拥有武装，这些武装不属国家编制，故称“私卒”。贵族以私卒听从楚王之命出征的形式，作为向楚王纳赋。私卒多以各自宗族的子弟为兵员。

县师是春秋时楚国的地方部队。主要部署在楚国的边境地区，多属楚在中原灭国所设县地区的武装力量。县师由县公统率，由楚王亲自调动，县师的任务是防守边境，并配合国家的军事行动，是春秋时期楚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楚县师不复再见，已纳于楚国统一的常备军中。

按军事职能，楚军则又可分作车兵、步兵、工兵、水兵、骑兵等。

车兵为车战之士卒。车兵是各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楚车兵分为三军，另有不少私卒和地方武装，战国时号称拥有“车万乘”。车兵以战车为编制单位，称为“乘”，战车通常排列成阵势进行作战，以车兵为主，战车后跟随步卒。楚国的车兵多由贵族子弟力兵员，是春秋时期的主力作战部队，到战国后，以车兵为主的作战方式逐渐让位于以步、骑兵为的作战方式。

步兵即徒兵。步兵有隶属于车战的步兵，以每辆车75人为编制，排列成一定的队形，跟随战车作战。也有单独作战的步兵。春秋未至战国初，楚国的步兵有很大的发展。战国时期，步兵人数大大增加，成为主要兵种。步兵可以在道路狭隘的地区单独作战，机动性较强。步兵由一般平民担任。

另外还有工兵性质的步兵。此种步兵在战争中带有役徒的性质，多为征发而来的贫苦民众，从事架桥、筑城、修缮武器、修筑工事等，在军中的地位最低。

楚国有水军，称为舟师。楚国舟师最早见载于楚康王时期，楚国出动舟师伐吴。战国初，楚人请鲁国名工匠公输般制作了舟战武器钩拒，舟师战斗力大大提高。与舟师相对而言的陆军则称陵师。

楚骑兵出现于战国时期。汉族最早正式使用坐骑打仗是战国中期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在此之后，各国纷纷仿效。战国时期楚骑兵已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部队，号称“骑万匹”。

楚王是当然的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楚王之下，另设官职主管全国军政。至于战场主帅，都是临时指派的，并非常任。春秋早期以前，莫敖为最高长官，既掌政，也主兵。楚武王后期设令尹后，莫敖只管军政，位在令尹之下。到楚成王已设司马一职，取代莫敖而掌管全国军政。楚康王时，军职更为完备，大司马为正职，左、右司马为副职。

在长期有军事行动中，楚人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总结出《楚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楚兵法七篇”，但今早已佚失。《军志》是先秦时一部著名兵书，著者与具体内容不详。楚人对这部兵书十分熟悉，经常运用《军志》指导军事行动。《左传》载楚成王语：“《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者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故主张退师，不与晋战。宣公十二年载楚、晋邲之战时，楚令尹孙叔敖以《军志》“先人有夺人之心”为由，抢先向晋师发动进攻，大败晋师。《军志》所说的适可而止、知难而退、先声夺人、待衰而攻的这类战略战术思想，春秋早、中期以来已深入人心，并被各国实际运用于战争之中。

夹攻是历代兵家常用的一种军事战术。楚人也常用这一兵法。楚武王三十八年（前703），楚联合巴国军队围攻邓国南疆一城市。楚斗廉列阵于巴军中间，与邓师交战时，伪装败北。邓师紧追楚师。巴师因此位于邓师之后，形成前后夹击态势。楚师折回攻击，巴师攻击后，前后夹击，邓军大败。

伏击也是楚人惯用的一种兵法，多能获胜。楚武王四十二年（公元前699年），楚师伐绞。楚人在绞城外山下设下伏兵，故意引诱绞人出城俘获樵夫。当绞人争相出城于山中追逐楚“樵夫”时，楚伏兵发起进攻，大败绞人。

筑室反耕是楚军采用的一种围师久留之法，其基本意思是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让士兵就地筑室而居，分田耕种，以示不攻下敌城，决不撤围。楚庄王十九年（前595）秋至二十年夏，楚师围宋9月，久攻不下，宋人易子而食。城外楚师亦仅剩下数日之粮。后采用筑室反耕的办法，宋人惊恐，以为楚军要长期围宋，遂向楚人求和。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它的武库是最庞大而且最先进的。楚国的兵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论质料，可分为铁、铜、木、竹、皮等制品。铁兵器主要有剑、戈、矛、匕首、镞；铜兵器主要有剑、戈、戟、矛、匕首、镞、弩机等。木兵器有盾、甲、弓等。竹兵器有弓、箭杆等。皮兵器有甲、胄等。论功能，可分为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两大类。进攻性武器有弓、矢、戈、矛等。防御性武器主要是甲、胄、匕首等。1975年冬，在楚国故都纪南城东门外先后发现中小型墓葬600余座，共清理了其中的554座，获得了大量的随葬物，其中兵器的数量最引人注目，有各种兵器达571件，计各式青铜剑172把、各式铜戈150件、各式铜戟7件、各种青铜矛15件、竹弓25张、木盾17件，另有箭簇、匕首若干。数量巨人、门类齐全，简直可以称为楚国的兵器宝库。这样集中地出上土先秦兵器在全国是第一次，为研究古代兵器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标本。

弩属远射兵器。最早的弩出现于春秋晚期的楚地，战国时期发现较多。在江陵楚墓中还发现过双矢并射连发弩。这种弩有矢匣、机体（木臂、活动木臂、铜机件）、木弓等部分组成，通长27．8厘米。矢厘置于机体上方，可容矢18枚，左右分列，每次可利用自身重力下落二矢至木臂的上面。通过活动木臂与机件的配合动作，向外射出，可连续发射。射程约20米。

盾是古代防御兵器。在战国时期楚墓中较常见。胎骨有木胎与皮胎二种，均髹漆，一般都有彩绘花纹。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盾49件，小平顶外凸，上部为双弧形，下部为长方形，正面呈凸弧形，背面正中安木盾柄。

楚墓中出土青铜剑的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皆居列国。然而，楚墓中出土的工艺水平最高的青铜剑却是越王剑、越王勾践剑。吴、越原是“宝剑之乡”，在越灭吴、楚灭越之后，原来为越王铸剑的传奇式的铸剑大师干将、莫邪，转而成为了楚国的铸剑大师。从此，楚国不仅自己铸造了大量华美的青铜剑，而且还将吴、越等国的名剑也掳到了楚国，这就是越王剑矛等稀世珍品为何出在楚墓中的缘由。

新式武器的运用，必然导致军队成分和军事编制的变化。铁制剑和弩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青铜剑的大量生产及其工艺的改进，以及青铜戈、戟、矛等的演进，都表明了战国时期楚国兵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实质，是楚国军事军队成分的改变在军事装备上的反映，即楚师由以车兵为主力改变为以步兵和骑兵为主力军这一重大变革的反映。

楚人由北而南，后又辟在荆山、睢山一带，故自商、周至春秋初，农业生产仍属刀耕火种，以种粟为主。楚武、文王以后，楚国向南、向东开拓，逐渐占据江汉流域，又向当地居民学会火耕水耨，掌握了植稻的生产技术。《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应劭释：“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见裴骃《史记集解》。)古代先民烧荒，这是很普遍的，故无论种粟植稻，都要先烧草作为肥料。水稻又得“水耨”，除去杂草，沤于水中，既作肥料，又保证水稻生长。江汉平原，古代农业历来先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均有稻壳出土。

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冶炼业已很发达，除了制造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外，也制造出了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生产工具有锛、镰、斧、削、锥等(参见《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秭归官庄坪遗址的试掘》等有关发掘报告。）铜镰的出现，说明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由于役使奴隶大众劳动，故制造青铜生产工具较少，楚国亦不例外。

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还能冶铸“生铁”，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见于考古发掘资料，计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龙洞坡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识字岭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剑、削、鼎形器各一件、淅川下寺楚墓出土铁剑一件、长沙丝茅冲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窑岭楚墓出土铁鼎一件。）铁器的使用虽然处于初期阶段，迄今为止出土的铁器数量还不多，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对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最终导致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牛耕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应该出现了。但楚地还未见有犁出土，故难断定春秋时期，楚国已使用牛耕(犁耕)。不过，楚庄王灭陈为县，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予以讽喻”(《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康王时有一大夫复姓师祁、名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从当时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现象，故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开始使用牛耕，不是没有可能。

《史记·河渠书》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沟江、淮之间。”楚武、文王以后，南进东拓，在江汉、江淮间，修沟开渠，为楚国水利事业和水路交通，均奠定了基础。

见于史料记载，楚国最早出现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水陂和芍陂。前者如《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其灌区在期思、雩娄周围，即今河南固始一带。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后者孙叔敖筑芍陂，王象等撰《皇览》谓战国楚顷襄王时期，楚大夫子思造芍陂。如《后汉书·王景传》、《水经注》载，在今安徽寿县南。

这项工程，楚亡后，历代不断维修利用，成为“淮南田赋之本”(《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史记·循吏列传》裴骃集解引《皇览》说：“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沮水，即古睢水，与漳水汇合注入长江。这项沮漳水下游的大型水利工程，对包括郢都在内江汉沃野的农业生产，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还“截汶坟之水，作塘以溉田”。

《庄子·天地》载，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劝其用桔槔提水，那丈人答道：“非吾不知，羞而不为也。”反映了楚国确已普遍凿井灌田，并已使用桔槔这一先进的灌溉工具。

从上述史料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利事业是很发达的，既引水作池(陂塘)，蓄、灌并用；又凿井灌田，就地取水。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悬赏捉拿，按“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赏粟五万石，爵执”(《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及至吴后，助吴王阖闾攻楚，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淮南子·泰族训》。其他如《新书·耳痹》、《博物志》等亦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粮食充足，有储藏粮食的“廪”、“高府”，动辄赏粮五万石，这在春秋时代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

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吴还为两国边境民间女(小童)“争桑”而动用军队，相互攻打，足见在江淮一带，楚国的种桑养蚕业，亦得到普遍发展。至于其他农副业，上述《庄子》所记的“圃畦”，就是指的种植蔬菜果木一类的园圃，可见楚国农副业和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发展。

随着农业的发展，楚国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铸造业、冶铁业、丝织业和木漆器业等部门。

楚国青铜业的发展，是随着楚人的南下东进取得的。继熊渠对外扩展后，楚武文成穆庄诸代，南入江汉，北争中原，东拓江淮，师夏师夷越，兼收并蓄。

今湖北大冶的铜绿山，是楚国产铜的主要基地。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有关专家研究，该铜矿实行地下开采，采取了竖井、斜井、平巷和盲井相结合的方法。为保证安全，矿井中设置了矿井支架，下铺设木制水槽，以防塌崩堵塞和积水带来的危害。采掘工具主要有铜斧和竹、木、石质的生产工具。矿石取出后，即就地筑炉冶炼。炉为竖式，包括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分。炉渣由于就地处理，故遗留有大量的铜渣。经化验，铜渣含铜量为7%，足见炼铜技术水平是很高的。楚国在这里炼出红铜后，运到郢都等地铸造成不同类型的青铜器。

出土的春秋时期的楚青铜器，数量多，出土地方遍及湖北、河南、湖南等地。在铸造工艺上，楚人已掌握了分铸焊接法、铸镶法和失蜡法。所谓分铸焊接，即把器身和附件分别铸成，然后用铜、锡作焊剂把两者焊接起来。所谓铸镶，即因纹饰复杂，需先修整，置于铜器铸型内，然后合模浇入铜液铸成。所谓失蜡，即先做成蜡模，雕缕纹样或器物形状后，再在蜡模的外表涂以泥浆(土、炭等混合物)，硬化后形成铸型，然后加热熔去蜡模，便可铸器。春秋中后期楚国掌握的这些铸造工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第一流的(张正明《楚文化史》。）春秋时期楚国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和中原各国一样，礼器最多的是鼎。楚国的鼎，由于其形态特殊，考古界学者称之为楚式鼎，有于鼎([鼎于])、“升鼎([鼎升)、罐形鼎([氵俗]兴)等。其他礼器和生活用器有簋、盏、敦、壶、缶等。乐器主要是编钟，包括甬钟、钮钟、钟。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编钟共52件。楚人尚武，故楚青铜兵器数量多，制作亦精，有戈、矛、戟、剑、钺、匕首、镞等。楚国铜器纹饰大致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加细致柔美，具有自己的特点。纹饰主要有蟠螭纹、蟠虺纹、龙凤纹、窃曲纹、兽面纹(饕餮纹)、云雷纹、鸟纹、圆涡纹等。

随着治铜技术的提高，春秋中晚期，楚国也掌握了冶铁技术。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出土了铁器，所见数量不多。1976年，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的钢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一件的钢制武器，其含碳量为0.56%(《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春秋时期楚国的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国语·楚语》中有关于“玉帛之类”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则说楚庄王爱马，曾“衣以文绣”。《史记·楚世家》等记楚、吴边邑小童争桑而引起两国交兵，更直接说明楚、吴两国对种桑养蚕缫丝的重视。湖南衡东霞流市出土的蚕桑纹尊(青铜器)(周世荣《蚕桑纹尊与武士靴形钺》(《考古》，1979年第6期))，是植桑养蚕的生动例证。

楚国漆器出土数量多，制作精。根据滕壬生研究统计，春秋时期出土的漆器有6件，包括漆瑟、耳杯、卮、豆，以及用黑漆镶嵌的铜鼎等。其他出土的漆器，有的器形不详，有的保存不好，难以断定(腾壬生《楚漆器研究》(香港两木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1版)、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史》第四章《漆器》。）漆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楚人生活水平的状况。

楚国建筑技术有重大的发展。入春秋后，楚国为了北上争霸，顺伏牛山，连结所经各水堤坝，南北连绵数百里，号称楚之长城“方城”。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中原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军北上，屈完声称“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逼迫齐桓公与楚签订召陵之盟，可见在此之前已开始建筑方城。方城的建筑，注重以地制宜，一方面顺山形筑城，另一方面又沿诸水河岸筑堤为城，无疑是军事建筑一大创造，在古代战争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郢都(纪南城)顺丘陵地势而建，北有纪山，西有八岭山，东北与雨台山相邻，东临诸湖(庙湖、海子湖、长湖)，气候宜人，既无水患可虑，又可引水入城，便于漕运与交通。市区内布局也很恰当，王城、贵族府第居东，西南部则为冶炼作坊区。城门有三门道，中门宽，边门窄，人车分流，交通秩序井然。为引水入城，还建筑了水门，宽度达3米以上，便于行舟，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上城门建筑工程。城墙高宽相等，坚固稳定。城垣建筑采用夯筑方式，每夯层厚度仅10厘米左右，坚实牢靠。宫室建筑既多又精。

楚王室除建有王宫外，还有众多的离宫，如渚宫、章华宫(台)、荆台、匏居台等。楚灵王所修建的章华宫(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离宫。其遗址在今湖北潜江龙湾(关于章华宫(台)遗址所在，历来说法不一。除了今潜江龙湾外，还有说在今监利天竺山、沙市今章华寺、河南商城古汝阳城内、安徽亳县古城父境内等地。楚人有新迁居一地，仍袭其旧名的习俗，故作为楚君(王)的离宫，章华宫亦有多处，上述各说，当是有可能成立的)，此经八十年代多次调查试掘，出土文物甚丰，是迄今所见楚宫室最完整的建筑群。其中放鹰台出土了筒瓦、板瓦残片及长方形等形状的红砖，可见楚灵王时期已掌握了烧制砖瓦技术，砖、瓦已用作建筑材料。还出土了一件青铜门环，青铜当亦已用作建筑材料。台基系夯土结构，台柱有方有圆，比一般房柱粗大。廊檐下面是用贝壳铺成的路面，结实美观(陈跃钧《湖北省潜江龙湾章华台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湖北省考古学会编《楚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5月)。从此足以说明春秋中晚期，楚国宫室建筑，无论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都达到了先进水平，“是我国古代第一座层台累榭”，“作为游宫建筑群和园林建筑群的鼻祖，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有并非无足轻重的地位”(张正明《章华台遗址琐议》(湖北省考古学会编《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5月)。

楚国还有地下宫室建筑。据《左传·成公十二年》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悬焉。郤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楚国在宫中作地下室，把钟鼓悬挂在那里奏乐，无论是宫室建筑，或是钟鼓演奏的音乐效果，都是一个创造。另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公元前552年(楚康王八年)夏，楚令尹子庚卒，楚康王要子冯任令尹。子冯担心国家政局不稳，就装病住在地下室，“下冰而床”，“重茧，衣裘”，寒气裘人。可见王室与贵族府第，因楚地夏天酷热，建筑了地下室以避暑。

此外，楚国由于对外作战需要，已能制造车、船。据《左传·宣公十五年》和《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载的“楼车”和“巢车”，说明楚庄、共王时期，楚国已普遍使用战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春秋中后期，楚国已大量制造战船，训练水军，与吴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墨子》有关篇章记载，鲁班曾至楚，为楚国制造“舟船之器”和攻城的“云梯”，说明楚国车船制造业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期楚国商业和城市也开始繁荣起来。

楚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是促使楚国商业发展的基本条件。《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木屯]、[十/早|人/十]　、[木舌]、柏，砺、砥、[奴/石]、丹，惟菌[竹/路]、[木苦]，三国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纟熏]玑组。九江纳赐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可见商、周以后，楚地丰富的物产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春秋后，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交往更加活跃。晋公子重耳(晋文公)流亡在楚国，曾对楚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甲，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皆君之余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管子·轻重戊》载：“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可见楚与晋、齐等当时所谓中原“上国”的经济交往是很密切的。郑、陈是楚北上与齐、晋争霸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楚、夏经济交流的枢纽。《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楚国与中原各国的货物交换，也得力于郑、陈等国商人的南贩北运。

楚国商业的发展，与实行重商政策是分不开的。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结果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令尹孙叔敖作了反映，孙叔敖立即下令恢复旧币，然后对楚庄王说：“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安’。臣请遂令复如故。”楚庄王同意，“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国北上争霸，既是军事扩张，也同时是师夏之长，着力与先进国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建成强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楚达成的宋西门之盟，其内容就是：“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左传·成公十二年》。)充分反映了楚国对经济交流的重视，努力保护商业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楚国对他国商人也是给予优厚待遇的，如《佐传·成公三年》载，原被楚所俘的晋人知罃，郑国商人曾策划助之逃跑，后晋、楚互相交换俘虏，知罃被释放回国了。郑国商人在楚国既能设法帮助晋国俘虏逃跑，说明楚国对他国商人实行保护政策，外国商人来楚国经商比较自由。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国难当头时，开“屠羊之肆”的屠羊说挺身而出，保护楚昭王出逃。后来楚昭王复国了，要奖赏他，他不受，又去开他的卖羊肉铺子了。可见楚国重商尊商，使商人能安心自己的职业。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也出现了，“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春秋时期楚国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如浙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当是从沿海各地进入楚国市场的。据《史记·越世家》载，楚国有“三钱”之币，即金属货币。铜币主要是铜贝，椭圆形，背面平，正面凸起，有文字，字形像蚂蚁，两口像鼻孔，故称蚁鼻钱。又因它取象于贝，似古文“贝”字，像一人面，故又称“龟脸钱”。上面提到的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场混乱，不得不取消更币令，此钱币当是铜贝。

金银币是否在春秋时期出现，学术界意见不一，此可存疑楚金银币何时产生，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是产生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种说法。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具体年限，又有不同说法。如持春秋时期说的，舒之梅就认为“楚国金币在春秋即铸行”(《楚国经济发展脉络》，《江汉论坛》1984年第4期)。朱活认为“把楚国开始铸行爰金系于春秋晚期，确实比较近情”(《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第1版)。黄德馨亦持此说，以为“爰金经过春秋中期的酝酿孕育后，于春秋晚期正式产生”(《楚爰金研究》，光明日报社1991年第1版)。持战国说的，则以公元前278年东迁陈郢为界，有东迁前、后出现爰金的不同意见。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别集·印子金跋》中指出：“其文云郢爰、陈爰。郢、陈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寿春后，仍然以金作币郢。”认为东迁后才有金币。彭信威则进一步认为在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才铸有金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张正明《楚文化史》说：“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然而，现有的先秦金银币的铸造年代可能都属于战国晚期，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其中有属于战国中期以前的。